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白洋小学　叶红萍

书　目：《中国大历史》

作　者：黄仁宇

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以其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中享有盛誉，近年又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其主要的著作、销量惊人、影响甚广。 2000 年 1 月 8 日，黄仁宇先生在美国不幸病势，他的学术生涯也因此突然划上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他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一种新史学，即“大历史观”：它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大视野的眼光、非人性论的立场和将史料高度压缩的归纳法，在同西洋史的比较研究中来分析中国历史，即从历史的“何以如是”的内在因果联系的技术角度来看待历史，对于历史的过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避免从传统的道德角度来检讨历史。但是黄仁宇又是一位颇富争议的历史学家，一直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汉学界已是众所周知。而他的“大历史”观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史学界，因此，正如他所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遭到众多质疑，需要解说。

一、边缘化的历史学家

　　黄仁宇先生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读，以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自后 25 年笔耕不辍，终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的顶峰。综观黄仁宇先生的一生，其经历完全可以称得上传奇，早年从军，后弃军从文。

　　黄仁宇先生从密西根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和研究中国历史。可能由于早年的经历，也可能由于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传统，他的治学方法不同与当时美国汉学界流行的方法。美国汉学界的主流要求针对一个主题以 20 年时间为跨度，进行分析研究；而黄仁宇先生的研究恰恰与之相反，是以综合为主、归纳重于分析。他认为应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范围针对某个主题进行研究，否则只会一叶障目，以偏盖全，“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 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也由于黄仁宇先生不肯放弃自己的治学方法，所以其在美国汉学研究圈子中并不讨人喜欢，他的研究并没有全得到美国汉学主流的认可，这些也导致了黄仁宇先生数部学术著作不能在美国出版，并因此可能开罪了美国汉学界的一些权威。

二、大历史观及其解释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自传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型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即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黄仁宇先生书中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大历史”观，为什么称为“大历史” ? 用黄仁宇先生简而言之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 ? 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 ? 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 Han Fei Tzu( 韩非子 ) 同受业者有 Li Ssu( 李斯 ) 其人，他曾鼓励 Shih-huang-ti( 秦始皇 ) 焚书，后又为宦官 Chao Kao( 赵高 ) 所构杀 ?Empress Wu( 女皇武则天 ) 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 ? 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 Catherine the Great( 凯瑟琳二世 ) 比较，或与清朝的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 ) 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 ”黄仁宇先生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 ? 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 ? 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其“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这样写到：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 ?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 (macro —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不论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侧面，强调一点并不等于另一点可以废弃不顾。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血液。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 [9] 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三、大历史观的问题与启示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仁宇先生的作品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也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其中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黄仁宇先生对于概念的界定并不是十分的清晰，因此使我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无法准确把握其用词的本质含义。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技术”与“道德”两词，就语焉不详。以“技术”一词为例，时而指具体操作，时而指科技，时而指其提出的三点技术性格，使读者常有雾里看花不能把握的困难。“道德”有丰富的涵义，而黄先生在其书中针对性不是很明确。又如黄仁宇先生一直强调的中国应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但何谓金融管制，何谓数目字管理，却一直缺乏清晰的界定。《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黄先生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进行总结时提出三点。可是实现这三点也仅仅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虽称之为解释，实际仍没有清楚表达它的含义。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另外，黄仁宇先生多次提出民族（ national ）国家是资本主义能够长远发展的基础，其立论也很牵强。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数目字管理简单的解释就是定量的统计分析，中国古代确实比较忽视数目字管理，但不能说就是这个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西方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对数目字的管理。

　　但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包括“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非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的史论观，和实现数目字管理的观点，在中国读者的眼里，颇为新颖且具启发性。它为那些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而焦虑不安的人们指点了迷津，使他们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为她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方向。从技术的角度而非道德的角度看历史，引起我们对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重新思考，特别是它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黄先生主张我们的研究或评论其主体应在于经济、法制，尽量避开在道德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历史做出评价。中国社会从农业向商业转变，从传统向现代迈进，不可避免地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实施的金融管制，各种社会因素间公平而自由地交换是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

　　中国要实现其现代化，以最快速度赶超西方，在正确认识和评价其传统文化和特色的同时，怎样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黄仁宇先生很多新颖的观点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分析，为我们在实现其现代化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做出了特别的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今天人们的热点，世界在向全球化迈进，经济也由一国走向国际间的联合。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中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