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作　者：智效民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现代大学制度是西方的产物，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源之于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如果从蔡元培改造北大，向现代大学转轨算起，到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成为绝响，所谓民国的大学最好时光，也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
　　这三十年国内战乱纷扰，民不聊生，可中国的大学教育却并不因此而消亡，相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钱钟书、华罗庚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中国有一批懂教育，负责人，有担当的大学校长，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者智效民在《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一书中，梳理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共八位民国校长的办学经验，指出他们各自的办学方式虽各有千秋，但核心理念是类似的，他们都普遍遵循“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现代大学办学原则。正因为有了这一批具有现代眼光的大学校长，才造就了后来人才辈出，大师辉映的局面。
　　民国年间是真真切切的实现了“教育独立”，不是说政府不想介入，而是介入不了，比如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像1928年罗家伦执掌的清华大学，推行纪律化，在学生中搞军训，由于学生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像胡适、任鸿隽等一班大学名流公开批判国民党的政治灌注。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去‘党化’”。胡适更是在学校中进行抵制，学生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每周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因蒋介石之邀出任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在上任之初，就跟委员长约法三章，其中第二条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可见，追求教育独立，是当时教育界的共识。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如是说。要办好一所大学，除了争取教育独立，还需有人才，有好的师资。在这一点上，胡适注重真才实学不看学历的做法，尤令人称道。在中国公学，胡适聘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任教。沈从文不善言辞，第一次登台，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课堂十分尴尬。但胡适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果然在讲坛深受学生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有了人才，还需把他们留住，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这方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作了有益的探索。看看如今的学校，也有重金聘请名师和留洋博士的，但那往往是为了争取经费、争夺课题、申报博士点等。相比之下，梅贻琦聘请教授，却不仅是为了教书育人，还为了群策群力，共同管理这所学校。梅贻琦推出的举措是“教授治校”，让教授真正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为了避免“教授治校”流于形式甚至口号，梅贻琦从制度层面进行落实，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构建了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的“三级会议”组织框架，为教授治校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那校长在学校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呢？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曾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从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校长不是官，校长在学校中只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带头人，没什么特权，是为全体师生服务的。梅贻琦校长就是一个典型，梅校长开会很少说话，只是大家开会议而未决时，才简明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自称就像京剧中的“王帽”，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让别人唱。
　　大学何为？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大学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可见大学既不是官僚养成所，也不是富豪诞生地，而是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场所。大学培养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八大校长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学贯中西，深谙现代教育真谛，倡导通才教育，比如胡适在中国公学就主张沟通文理学科，他认为一个人过早的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会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也认为单纯的专门知识不但不能造就第一流专家，而且还可能影响人格的健全发展，因而在学校推行自由选课制，将专业课程研习时间大为减少，而将自由选课时间增加。清华大学在具体实施时采取折中方案，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注重学生自治又是民国大学一大特色。北大校长蒋梦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关于学生自治，他在讲演中面对乱纷纷的会场，忧心的指出，如果叫现在的学生将来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学生要自治首先养成自治的精神，其次要培养自治的责任。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表示，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因此在南开大学中，学生会不是学校的御用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每学期的学生会改选正如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竞选方式不胜枚举，整个学校笼罩在民主的空气中，学生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学得民主这一课。
　　无疑，这八位大学校长的办学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今人，在忧心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出了人才的同时，仰望前辈的办学之路，我们要真正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办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本源问题，开什么药方，都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