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单位 一地鸡毛 一句顶一万句》
作　者： 刘震云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同于某些先锋小说的炫技与夺人眼球，刘震云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一员大将，用简洁的笔调，描写着庸常的生活、渺小的人物、平凡的生存。没有高尚的英雄，没有下作的小人，只有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不起眼，却真真实实，真实到心酸，真实到无奈，真实到沉重。
　　《单位》和《一地鸡毛》是两篇一脉相承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小林刚毕业时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但是单位和家庭生活使得他不得不走向世俗，得过且过。小林到最后认识到要使自己过得更好其实很容易，那就是加入他们。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描述了一种刘震云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杨百顺（后来的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杨百顺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走向延津的故事。

　　一、 《单位》、《一地鸡毛》：生存逃不开周遭环境
　　曾经，小林作为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有着青春的活力与脾性，朝气蓬勃，我行我素，但最终向生活屈服，生活的琐碎逐渐磨平了锐气，会为了二十块钱放下尊严，会为了入党甘愿帮老张刷厕所，会为了一块豆腐忍气吞声……而小林的妻子，曾经是一个诗意的姑娘，但终变成了一个斤斤计较，为了几毛钱而偷水的妇人。所谓的曾经，只能用来缅怀，而再也不能左右当下的现实。
　　这让我想到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张白纸的林震年轻热情，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与理想，但读者还是能够借着王蒙的笔触，预见到十年后的林震就是现在圆滑老练冷漠的组织部部长刘世吾。
　　不得不承认，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世界只能是空中楼阁，先要解决生存，才有资格谈生活。面对逼仄的生存环境，想要活得舒坦些，就必须学会屈服，这种转变沉痛却无法拒绝。对于小林，只有叹息，无法指责。
　　这种变化，是文学的虚构还是现实的典型？
　　文学毕竟是文学，为了典型，有其夸张与激进，但每个人的生活不会如出一辙，我也不是小林，暂时的稳定与安逸曾一度麻痹过我的神经，而我的心中还荡漾着一份自以为可以长久的独立与清醒。所以刚读完的时候，更多的只是作为局外人的喟叹。
　　但我也无法忽视文学直面生活的真实性，虽然每个人的生活不会如出一辙，但很多人生活轨迹延伸的方向却是相似，或许我现在是十年前的小林或是林震，但我如何能预见到十年后的自己？这是一个可怕的设想。
　　也许我的生活不会如小林般艰难，但生活本身就是无常的，谁又能保证下一秒的闲适。即便没有小林那般的生存压力，庸庸碌碌的生活、约定俗成的社会环境是否同样会对昔日的锐气造成毁灭性打击？不愿承认，却又多么不甘地承认，太多的人最后还是会过上小林那种一地鸡毛的生活，也许也包括我。
　　没有人永远可以遗世独立，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或大或小的转变就成了一种必然，鸡零狗碎的日子占了生活的绝大部分，与其悲愤，不如正视。生活本身，或者说命运本身，我们无法改变，但攥着那份清醒与理想，游走在生活的琐碎里，或许能走得更踏实更明白。
　　我只愿自己不会如小林那般变得面目全非，不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一具仅把“活着”变成惯性的行尸走肉。

　　二、《一句顶一万句》：生存有时也关乎精神
　　刘震云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向读者讲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从河南到山西到山东，有做豆腐的、喊丧的、杀猪的、卖猪肉的、做馒头的、染布的、剃头的、开车的、拉货的……形形色色，描绘了一个庞大却相似的群体，但这么多人集结而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孤独，每个人都为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而奔波而苦闷着。
　　主人公杨百顺，先在杨家庄跟他爹老杨做豆腐，因为不喜欢做豆腐跑了出来，后来又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挑过水，在县政府种过菜，倒插门嫁给了卖馒头的寡妇吴香香。做过这么多行当，都是为生存，没有一个是他喜欢做的，也就一个没做长远。每换一个行当，就要结识新的人，结识了这么多人，包括成了他老婆的吴香香，却是一个也不亲。
　　他为了生存信主后，传教士老詹把他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变成了吴摩西。虽叫摩西，却和《圣经》中的摩西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既没有神的指引，也无处可去，而且，无人可说。
　　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讲的是两代人的故事，惊人的相似，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有一种宿命的无力感。
　　这种“孤独”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独有的，不是所谓的曲高和寡，不是所谓的阳春白雪。仅仅是平民式的孤独，希望有人理解，希望有人说话，希望有人商量，希望获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但事实上，精神总是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以会为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放逐自己去流浪。
　　这是一部写实的小说，真实描绘着农民式为了生存而奔忙的生活，但刘震云就是这样用形而下的写实笔法，来描绘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精神上的满足，原本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特有的需求，但事实上，生存有时也关乎精神，这可能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情愿抛下一切，远赴千里，我想我是理解他的。当活着，找不到任何存在的支点，一句话就能成为生命的全部，这无关乎温饱，只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就像文中说的“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有需求，所以孤独。生存除了吃饱穿暖，有一个人能在精神上给予依偎，这也是一种基本需求，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也就成为了唯一的信念。
　　我们如今活着，似乎鲜有杨百顺、牛爱国这样焦灼的苦闷与孤独，但谁又能否认我们其实也本能地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生活的忙碌和琐碎会使我们暂时遗忘这种需求，但这实实在在存在着。没有一个人能永远陪伴着你，但若生命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上话没有一块地能安放精神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一个无处可去、无人可说的流浪者。

　　三、人际：在周遭环境与个人精神之间寻找的平衡点
　　三篇小说都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的作者拥有思想武装，刘震云不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作品中的人物，而是走进芸芸众生，去观察人物的一举一动。也正因为这种“零度情感”的叙述，冷眼旁观人物的生活细节，命运也在无形之中有了不可左右的真实。说实话，并不爱读刘震云的小说，沉重而苦涩，残酷有余，温情不足。但也明白，这种沉重，来源于一种真实。
　　《一地鸡毛》与《一句顶一万句》并无太大关联，一个是早期的中篇，一个是后期更为成熟的长篇，一个是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琐碎，一个是农民式的精神追求。但都叙述着人生。
　　小林原本是有个人精神追求的，但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转而迎合了周遭环境。而杨百顺没有文化，学习各种手艺只为了混口饭吃，活着对他来说也就只是解决温饱问题，但他最终还是因为精神需求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
　　前者是在讲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而后者是在说寻求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的精神需求，一个形而下一个形而上，却都逃不开“人际”。没有人都永远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终要面对周遭的环境，而个人的精神需求有时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慰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这种关系组合成一种大环境时，作为个体很难抗衡，为了适应，只能改变。但这种群体的大环境并不能带来温暖，生存是属于个体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个体又需要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温存。
　　俗世人生，无非就是这样，在人与人的关系间穿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在大环境中活得更舒坦，又能满足自己要求不高的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