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名作细读 》
作　者： 孙绍振
出版者：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孙绍振先生在《名作细读》中就欧 · 亨利经典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的解读提出一个 “ 要害问题 ” ：得了肺炎的人，能不能够活下来，是由病人想不想活决定的吗？这引起我的极大关注。此篇小说作为苏教版必修二中的重要课文我曾对此做过细致地研究以求更好地在课堂中传达小说的精髓给学生，却独忽视了这一精神超越死亡的 “ 超自然 ” 情节的存在。进而我联想到《三国演义》中 “ 多智而近妖 ” 的诸葛孔明、《儒林外史》中爱钱胜过爱生命的严监生、《神雕侠侣》中独臂闯江湖的杨过 …… 这些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都拥有广大拥趸，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作者在表现人物时明显将主观情感的重要性放在客观的生理规律之上。这种主观超越客观的情况诗歌中较为常见，在这些小说中明显小说的诗性得到强化，相对小说的特性就弱化，小说的可信度未受质疑，因为其中有诗的可信度。

　　诗歌往往是感情打败理性的产物。 “ 她已长眠在一棵树下！ / 只有我还思念着她， / 把她宁静的床榻触动 ——/ 她辨出了我的脚步声 ——/ 看啊，她穿的衣衫一派红艳 ” 狄金森眼中香殒的密友宛在，从其坟前走过却如触动她宁静的床榻，已死的人能辨出自己的脚步，自己的思念跨越天人两界，纵生命无常感情却绝对永恒。臧克家的诗《有的人》： “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 则表达了对伟大精神的推崇，人的生死无关精神的存亡，精神的力量可超越生死的界限。而在爱情诗中感情更是永恒的代名词，中国最有名的要属白居易《长恨歌》中 “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 ，在这里情感是绝对的，甚至可超越时间、空间 —— 一切的局限，同样英文中也有 “ 只要上帝允许，在死后我爱你将只会更加深情 ” 的诗句。在这些诗中都有一种 “ 超越 ” ，这种超越不是现实的，而是想象的，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诗的想象。诗的想象之所以可超越一般想象而不令人感到荒谬不可信（倒感另一种真实）正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是情感的代言，诗歌表现的不一定是现实，而是诗人的情感。经由想象加工过的诗虽不完全真实，但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却是真实的，越是真实而自由的情感，在的冲突就越大，就越是能打动人，也越有诗意。

　　诗的想象用于小说创作，便使小说着上了诗意。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有： “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变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 人总幻想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却要受时间、空间、生死、变迁等种种的束缚，人想超越现实而不能只能依托情感的宣泄，因为情感能。情感的自由让人不甘束缚，这就给小说诗性表达的真实度提供了感情基础。《梁祝》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从两人途中偶然邂逅、书院相伴共读再到英台返家山伯十八相送，读者早就在心里将两人默默配对，祝梁的结合是所有人的期望，然而山伯求婚遭拒，山伯病亡，马家逼婚，英台哭拜亡灵悲痛死去这些情节硬生生将两个有情人拆散并用死亡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感，也将读者的期望打碎。越是受挫的期望越是浓烈。作者最后匠心一动让梁祝化蝶双舞，虽有违客观规律却满足人们的期许，读者受挫的期望得到弥补哪有心思质疑真实，纷纷掩面涕零大为感动，甚至要双手合十感谢成全。这种写法好像不忠于生活，但是它却更忠于情感。小说的真实源自生活的客观形态与感情的主观愿望的汇合。受众的期望得到满足，哪怕情节本身带有违背常理之处，读者也会抱以更大的宽容，甚至在头脑中自觉完成了对想象与现实的整合。

　　小说在创作时为实现其诗意的真实感在解决了情感认同的问题外，表达形式的选择尤为重要。孙先生在对《最后的常春藤叶》的解读中就对欧 · 亨利所构造的情节大为赞赏。要把琼珊对生命的信念集中到一个可感的事物上，但如果光是可感，留恋情人送的礼物之类也不是不可，但就落入俗套，显得俗气。小说中，医生和苏艾的几句话看似平常却很有意味：

　　“ 这位小姐认定自己再也好不了。就不知道她还有什么心事吗？ …… 我是问她心里有没有还留恋的事。比方说，心里还会想念哪位男人。 ”

　　“ 男人？男人还会值得她想？ ” 苏艾的声音尖得像单簧口琴， “ 没有这种事，医生。 ”

　　在美国人看来，能够引起一个濒死女孩对生活的留恋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强烈呢？连爱情都没有，可见是绝望至极了，但小说出奇制胜地设计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爱情更为强烈，那就是叶子 —— 窗外一片片正在凋零的叶子。为什么是叶子呢？首先因为琼珊是画家，她对画面极为敏感。其次，叶子很平凡，但在这里被作者赋予生命，一种在凄风苦雨中顽强生存的意味。这就不完全是现实的描写，更多的是象征，诗意的象征。作者赋予这片叶子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叶子本身。它是美好的象征，诗意的象征，象征生命的信念。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病魔，而这种力量琼珊本人原先是不具备的，是另外一个人物 —— 老贝尔曼以生命为代价改变了她。这种改变本是挺抽象挺复杂的一个过程，欧 · 亨利却驾轻就熟在对话和细节描写中完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观念的转化：转变前，送葬车、大衣袖两个细节；改变后，鸡汤、牛奶、葡萄酒、小镜子、坐起来看烧菜五个细节。简练的手笔自然不着痕迹，让读者对此深信不疑。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结局又让读者一面沉浸在琼珊恢复的欣喜之中，一面又对老贝尔曼的牺牲唏嘘不已。整篇小说浑然天成，情感把握独特到位，读者哪有心思再去思考其中情节是否真得天衣无缝？

　　这些细节处的表现正符合小说情节推进、人物刻画的需要，自然、不做作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这同样在中外两个著名的吝啬鬼的刻画中适用。《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一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却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 “ 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 ” 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巴尔扎克在葛朗台临死之前也设置了类似的情节：本区的教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十字架、烛台和银镶的圣水壶一出现，似乎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法器，他的肉瘤也最后动了一动。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

　　但这是一种讽刺，而且最后他们还是死了。

　　关于坚持信念就能超越生理规律的例子还有如关羽刮骨疗毒、火烧邱少云、黄继光以身堵枪眼等等。有着类似诗性特点的小说它往往既不完全是客观的原貌，也不完全是主观的狂想，而是一种奇妙的想象，一种将生活的客观形态与感情的主观愿望相整合的产物。它依托真挚的感情、强烈的情感共鸣、高超的表达技巧使小说在充满诗意的同时，带有独特的真实感。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如果能够满足人们的阅读需要，填满人们的情感期许，同时给人以美、以力量除个别 “ 考证癖 ” 外谁又会太过在乎它是否真实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