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呼兰河传》
作　者：萧红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

　　断断续续的，我终于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没哭，终归百感交集。小城呼兰河，只有两条街，一条从南到北，另一条从东到西，最繁闹的就是两条街的十字岔口。这样的规格不正是我从小生活的集镇吗？有点像，但不是同一年代，生活节奏也迥然不同。那些跳大神的女人、扎纸铺的匠人、爱吃豆腐的男女老幼、逛庙会的姑娘，淹死了猪马鸡鸭的泥坑子以及请大神消灾的胡家上下等，不管是轻描淡写还是浓墨重彩，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家乡的风俗与人情。
　　呼兰河底层的劳动者既可怜又无助。蓬头垢面、歪嘴斜眼的扎纸匠们，用裂得千疮百孔的手为死人扎出了活灵活现、炫眼夺目的祭品，这些祭品光亮得比人世间任何的美景更具诱惑力，形象的对比是对当时人们观念的讽刺和哀鸣。
　　呼兰河的人是无情的，比如：萧红的父亲，一个道貌岸然的小学校长，对待仆人是严苛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开明绅士，在房客的租金上是贪婪的；一个富有传统思想的男人对亲生女儿和年迈的父亲是冷冰冰的。或许，这正是萧红悲惨人生的诱因之一。
　　生活在呼兰河的人既可笑又可爱。说说那个卖麻花的吧，那些个油光发亮的糖麻花、油麻花已经被人白白摸上两回了，终于挨到第三家想买的，还是个“大主顾”——一位五个孩子的年轻女人：头顶梳着一个卷，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上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但是，本来站得一溜小连队似的孩子们却上演了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眼疾手快的抢了跑、没抢到的去追、追不到的嚎啕大哭，最终引得他们的母亲发飙，没收了所有到嘴了的麻花，用我的家乡话来说就是：敲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最后，倒霉的不仅仅是这群孩子，卖麻花的“躺着也中了一枪”——那个原本满头夹着疙瘩针的妇女顾不得个人形象与他理论退货。萧红用诙谐的笔调直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窘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是萧红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也是时常发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江南农村还没有现在的繁荣景象，简陋的村部最多有个一两家小店，卖的是些油盐酱醋面之类的日用品，磨剪刀的、修凉伞的、收鹅毛鸭毛的、卖棒冰的都是挑着担子走村串弄堂的。记得有一年热天，父母都去外面干活了。我和弟弟正在午睡，猛然间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叫卖声惊醒了，那声音熟悉极了，是卖冰棍的来了。我们似乎同时打了一个激灵，急忙翻身起床。叫卖声越来越近了，几乎就在我家墙根下，再不跳出去的话恐怕就要走远了。两个人在房间翻箱倒柜一阵子还是没找到一毛钱啊，火急火燎的我已经气急败坏了，也产生了“今天的奶油棒冰不吃就不吃”的念头，尽管那时的奶油雪糕只要一毛钱一根。突然，弟弟大叫了一下：“找到啦！”，我冲过去一瞧，原来厨房的墙洞里放着一个饭盒，一些零钱静静地躺在哪儿呢，害的我们好找啊！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抽了两张一角纸币，以“豹的速度”跑到冰棍担子边，因为那时候黑白电视里天天放着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里面经常出现台词：狼的耳朵、鹰的眼睛、熊的力量、豹的速度，所以用豹的速度概括我们奔出去的样子再恰当不过。当然，吃过了凉丝丝、甜津津的奶油冰棍后，我俩还不忘记把那个铝制饭盒放回原位，里面还有一张五角纸币呢！
　　两天后的早晨，家门口来了一个豆腐担，母亲听到了熟稔的声音，转身去墙洞的饭盒里掏钱，准备撩上几块豆腐。“咦，怎么少了两角钱，谁拿的？”母亲口气颇为严厉。心虚得瑟瑟发抖的我已经面呈菜色，含糊不清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忘不了赖给弟弟一半责任。虽然老妈没有像《呼兰河传》中的那个满头疙瘩针的妇女那样抄起铁钳冲过来，我和弟弟免不了一通狠训。因为在当时，两角钱可以派上很多用场的呢，不亚于现在的二十元。此后，我再也不敢私下里动用家里的“公共资产”了。不过，类似于两三个小孩争抢吃的而一哄而散的事，村上天天上演着。
　　我最痛恨的是呼兰河人们的愚昧无知与麻木不仁。书中最可怜、可悲、可叹却又无可奈何的是“小团圆媳妇”。那个年代，似乎老天注定她要以悲剧陨落。人们守旧的目光是看不惯乐呵呵、神采飞扬的童养媳的，所以想到了开灾消难的“大神”。胡家上下换着思路与套路使她变得温顺，这一路又一路地变过去，最终，小团圆死了，死得一文不值；胡家毁了，毁得理所应当。当然，那时中国大江南北遍地都是“小团圆媳妇”，连天上的神仙都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悲催事情呢！
　　就拿我爷爷的亲妹妹说吧，如果她还健在，我是应该称呼她姑奶奶的！我的爷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的，八岁以前有个安定的家，与五岁的妹妹、三岁的弟弟以及父母双亲一起生活着，即便穷得食不果腹，至少有人嘘寒问暖。这种安宁的状态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而宣告终结，他的父母以及弟弟突然之间狂泻不止，仅仅一夜就脱水而死了。从此，原本圆满的家只剩两个小孩了。兄妹俩孤苦伶仃，忍饥挨饿地过了些日子，住在隔壁的大伯实在看不过去，就把他们接过来。八岁的男孩尚能干好些活了，割草、喂猪甚至下田，但是五岁的女孩却要白白浪费口粮，大伯大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好，村上还有个孤儿名叫阿和，比我爷爷大两岁，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他盘算着出去要饭，至少还能活下来。爷爷的大伯大妈知道后，寻思着让侄女一起跟着，这粮食能省一口是一口。就这样，女孩跟着比她年长五六岁的阿和出去了，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子。我无法想象两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在要饭路上的情景，吃什么、睡在那儿、冷了怎么办、、是不是被野狗追咬。现在，我的儿子年龄与当时的他们相仿，我不敢想下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阿和他们杳无音讯。爷爷开始焦躁起来，或许正是父母与弟弟的死亡、妹妹的流浪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导致了他成年后既暴躁又脆弱的性格。终于，一年后的某一天，阿和回来了，却是孤身一人。女孩留在了他们曾经要过饭的地方，周边某个县农村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了。那时的爷爷惟有无助的叹息，别无他法。
　　时光不急不躁地过了四五年。爷爷二伯家的独子因为意外死去了。于是，当时还未成年的爷爷顺理成章地成了二伯家的养子，也算是人生的转折吧！倒是那个阿和，回家数年后操起了杀猪的营生，一直到老都是，而且全村上上下下人尽皆知，我小时候还亲眼见过他杀猪呢！
　　爷爷二十多岁时，他的妹妹也该十七八了，他有能力去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了。在阿和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户人家。欣喜过后却发现自己的亲妹子在十多年的童养媳生活中彻头彻尾地改变了，老实、木讷、呆滞，听说她的老公对她不好，公公婆婆就更不用提了。在这漫长的十多年里，他的哥哥无从知晓她吃了多少苦头，即使没有遭受像《呼兰河传》中的那个小团圆媳妇那样的痛苦，饥饿困顿、整天干活、遭受歧视与打骂是肯定的。我们村上的老人至今还常常念叨一句老话：养媳妇是属核桃的，拷拷吃吃。
　　两地隔着六七十公里的路程，当时的年月，落后的交通阻隔了兄妹日后的往来。数年后，爷爷的妹妹生下儿子两个多月就染病去世了。一直到死，她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仅仅数次而已。这难道不是旧社会赐予女人的凄惨人生吗？
　　终于，令人倍感安慰的人物冯歪嘴子出现了。冯歪嘴子又丑又穷，长得磕碜，穷得寒酸，磨房是租来的，还漏雨；拉磨的是头瘸驴，但还凑合。人都这么穷了，兴趣爱好却有不少，拉胡琴、唱唱本、摇风车。所以，周围的人看他是另类的，王大姑娘和他生孩子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屋前棚后的人有事没事就议论他俩。无形的有形的压力都在把他往绝路上逼，说三道四的左邻右舍、想要把他轰走的东家掌柜、甚至好些人还巴望着他去投河、自刎或上吊。但他没有，在王大姑娘死后，他不但坚强、坚定、坚毅地磨着粉，而且淡然、坦然、毅然地抚养着两个孩子。在我看来，他就是呼兰河的未来，连那磨坊窗根下的黄瓜秧都长得特别快：一天爬上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棂，第三天就在窗棂上开起花来了。这不正是呼兰河的曙光吗？
　　时光如呼兰河水般静静流淌了近百年，春夏秋冬还是往复地循回着。如今的呼兰小城安闲恬静、民风淳朴。跳大神的不知不觉失踪了很多年；逢年过节，秧歌倒是跳着的，但场面没有原先的喧闹；呼兰河的人们还是喜欢吃豆腐，不过卖豆腐的搬进了齐齐整整的菜市场；曾经的十字街口成了繁华的现代城区；还好，萧红家的后园还是在的，蒿草没了，自然就不再那么荒凉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呼兰小城走走，看看萧红故居，吹一吹呼兰河边的晚风。